导 言
一、巴蜀的由来及四川得名
巴蜀的由来四川至今简称川或蜀，而川东地区则又称巴。巴山蜀水久为人熟知。最初的巴或蜀，都不是部族或国家，而是地名，是两个比较大的地区。在这两个地区中，早期的部族不止一个，后来的小国也不止一个，中原地区皆称之为巴或蜀。古代的巴不止指川东地区，而包括从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直到唐宋，这个地区有不少地方以巴为名，如岳阳称巴陵、江西、湖北有巴山等。巴地之人均称巴人，巴人所属部族称巴族，巴族所建之国称巴国。蜀与巴情况相似，古蜀北起陕西、甘肃南部，南至云贵北部，早期活动在岷山山区，后逐渐移至川西平原，从春秋到战国，活动中心在成都一带（巴在重庆一带）。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四川的得名。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宋分为益州路、梓州路（潼川）、利州路（广元）、夔州路（奉节）。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这四路为“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四川之名概源于此。那种认为因有长江、岷江、沱江和嘉陵江四水而得名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元代设四川行省，明代称四川布政使司，从清代起就称四川省了。
二、四川历史的特点
1、特殊的自然条件——派生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性和政治上的割据性
四川地势西高东低，在地形上它以龙门山——峨眉山——大凉山为界划为东西两部。东部为四川盆地，西部为川西高原和高山峡谷区。四川盆地大约在7000万年前还是一个广阔的内陆湖，后湖盆抬升，湖水干涸，形成盆地。盆地内河流纵横，皆属长江水系。四川盆地又以龙泉山、华蓥山为界分成三个部分。龙泉山以西为成都平原，河渠密布，是四川最富庶地区。界于龙泉山、华蓥山之间的是川中丘陵区。四川西部高原区和峡谷区的地形十分复杂。其中，大雪山中段的贡嘎山高7556米，为四川第一高峰。东部雨量充沛，秋季多绵雨，“巴山夜雨涨秋池”。川西高山峡谷区寒冷干燥，气候变化明显。
2、经济上长期发达
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水旱从人，不知饥谨”，因而“天下谓之天府”（《华阳国志·蜀志》）。秦汉四川已经“沃野千里”，跃居经济最早繁荣的“三河”地区之上（河东、河内、河南）。发达的关中地区只是“与蜀相类”而已。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重心明显南移，四川盛极一时，出现了“扬一益二”的局面。至宋代，四川农业“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手工业高度发达，“蜀地女工，覆衣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交子的出现与四川经济的高度发达密切相关。
3、“王业之基”和割据之所、最后抗衡之地
王业之基。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列举若干史实以资佐证：“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用于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晋欲灭吴，则先举蜀，举蜀而王睿楼舡自益州下矣。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急，则先从事于蜀……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宋先灭蜀，然后并江南，收交广。”
割据之所。每当中原动荡，据守者很容易成“偏安之局”。章太炎曾概括这一历史现象说：“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
故有谚语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以治蜀未治”。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综观四川历史，地方割据政权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现象，割据并非四川所特有。
最后抗衡之地。这种情况，在清朝和蒙古入主中原时，表现最为明显。抗日战争由于南京、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又成为全国抗日的大后方。
4、民族众多
由于四川位于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之地，是历史上前夕民族的必经走廊，因而在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就有众多的民族生息、繁衍。秦汉时期，巴蜀西面和南面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自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四川日益成为南来北往的少数民族重要的活动舞台。西南民族史成为四川地方史重要的研究内容。
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汉族逐渐成为主要居民，集中居住在盆地。而川西山地的甘阿凉地区则主要是藏、彝、羌等族集中居住区。川东南山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和宜宾地区南部六县，是土家族、苗族、彝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今天，四川地区汉族人口占96%，少数民族占4%。
5、文化独特
早在殷商时期，巴蜀文化就属于与中原文化有某些联系而有于之有很大不同的文化体系。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最为典型。具有强烈边缘意识的巴蜀文化，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不断融汇外界养分，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色彩。袁庭栋在《巴蜀文化》中说，现在最容易接触到的四川特色文化，就莫过于被称为最富川味特色的四“川”。即品川酒、饮川茶、尝川菜、看川戏的过程中。
第一章 远古的四川
一、资阳人（旧石器时代晚期）
资阳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现的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也是长江流域广大地域之内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资阳人为一女性，年龄在50岁以上。其体质已明显地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还保持着一定的原始性，额骨偏高，眉脊显著，前囱点位置靠后，齿弓小于现代人。资阳人属于早期新人类型，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
二、大溪文化（母系氏族后期，距今5、6000年）
大溪文化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溪镇，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重要遗迹。1959年至1975年，四川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总面积570平方米，清理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250余件。主要有石斧、石锛、石杵、石镰、纺轮、骨针、蚌镰、网坠等生产工具。陶器以红陶为主，黑陶、灰陶次之，三足器极少。专家们初步认为，大溪文化分为连续两个阶段，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晚期为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
三、三星堆文化（距今4800—2800年）
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的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国文明。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距今4800年至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从而使四川历史向前推进1000余年。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上千件国宝重器，一时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成为中国“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88年，被中国国务院宣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的价值是无人可以质疑的。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出土的文物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
四、金沙文化（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5世纪）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的产物。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如太阳鸟金箔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五、传说时代的英雄与四川
1、三皇五帝的传说
女娲。传说女娲就出生在四川阆中西南十里嘉陵江边一个叫仇夷的地方。雅安“雨城”。
伏羲。教民结网，“伏羲画卦”，“文王演卦”，演成周易，“易在蜀也”。
神农。其母少典妃登游华阳受感而生神农。“生来人面龙颜，喜欢耕种，故名神农”，“以教天下”。神农尝百草，在古梁州茶水活命。
黄帝。黄帝的元妃成嫘祖。据说嫘祖是四川乐山地区人。乐山地区是古代养蚕也最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婚后将养蚕技术带到中原。“轩辕黄帝制衣裳，嫘祖教民养蚕。”
大禹。出生在今四川汶川县西北石纽村。遗迹有“刳儿坪”、“洗儿池”、有大禹和涂山氏结婚地“涂禹山”。《华阳国志》说当地人奉大禹为神，石纽方圆百里之内不敢居住、放牧，有难时可得到神禹的帮助。
2、传说产生的背景
经济发达。原始农业、药物、养蚕传说。
地理环境特殊。广阔的西海——盆地沃土，需要先民艰苦治水，故有补天、治水传说。
古老的文化融汇区。不管“禹兴于西羌”，还是英雄何处，可以理解为民族融合的结果。
第二章 巴蜀的兴亡
一、巴蜀的兴亡
1、蜀族和蜀王国
蜀是兴起于岷江上游的一个古老部族，与西北的氐羌有一定的渊源。《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的第一个政权是蚕丛，大约与养蚕有关。蜀山是个古老的地名，可能是岷江上游两岸的山系，近年在汶川、理县一带发现的石棺葬习俗，与蚕丛传说互相印证。史书称蚕丛、柏灌、鱼凫为三代，并说“此三代各数百年”（有学者认为他们实际代表蜀族不同的群体）。柏灌几乎无史迹可讲。鱼凫有着湔山打猎，忽然成仙的神话，可能隐藏着一段失国的历史。这几代蜀王活动中心逐渐东移，鱼凫时代的活动中心已经移至今郫县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来自云南昭通的强悍民族在杜宇率领下夺取政权，自称蜀王，又称望帝。形成以涪江为界与东边巴国对峙的局面。杜宇王国的统治维持了大约100多年，春秋初叶，被来自荆楚地区的开明氏所取代。
开明氏是族名。其首领是鳖邑之长，称鳖令或鳖灵。神话学者剖析鳖灵尸浮江而上的故事，认为与冬眠假死现象有关。鳖能预知洪水，常在洪水线以上不远处产蛋，“鳖蛋生得高，江水定滔滔。”鳖灵治水有功夺权。《华阳国志》说杜宇“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蜀王本纪》说，开明在外治水，杜宇“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委国受之而去”；另一种说法认为杜宇经争斗后“国亡”，“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杜鹃啼血”的传说与“鹊占鸠巢”的事实形成有意思的对比）。开明政权初都双流，后迁成都。此后成都就一直成为川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鳖灵号曰丛帝，蜀王国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开明政权维持了350多年，传11世历12王，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望帝和丛帝都是对蜀地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人在今郫县修望丛祠以资纪念。
2、巴族和巴王国
巴人的远祖是黄帝部落的一支，姬姓。后逐渐迁移至陕西南部的古沔水（今汉水上游）一带活动。巴人向四川东部发展前的根据地是今湖北恩施地区的清江流域。巴人在清江流域的代表人物叫务相。务相善行船、投掷短剑（渔猎），在石穴掷剑中获胜，尊称廪君。他率领巴人沿清江北上，进入四川东部地区，立国于秦、楚、蜀之间。春秋初年，楚国力量迅速增长，受其逼迫，巴国疆域不断缩小，国都不断迁移。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大约经历了4、500年时间。
二、巴与蜀的关系
屡战不休。巴蜀战争，自战国就开始见于记载。相互影响明显，出现融合趋势。
三、巴蜀与中原的关系
西周建立后，巴蜀与周王室基本保持诸侯对共主的贡纳朝觐关系，在礼制上采用与西周王朝大体相同的分封制。巴蜀受殷商文化影响比较大，大量的出土文物可证明。
四、巴蜀文化
1、语言文字
巴铭文构造繁杂，常常铭刻在战国时代巴国的铜兵器和其他铜器上，目前还不能释读。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只是巫师集团的工具。在秦“书同文”的政策下，为汉字所替代。早期的蜀族在语言上与中原很不相同，被称为“蜀左言”。到战国末就“言语颇与华同”了。由于鳖灵来自楚国，所以开明政权使用汉字完全是可能的。
2、艺术
巴。“下里巴人”，“属而和者数千人”；巴渝舞风格强悍。
蜀。《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王国“乐曰荆”。
雕塑艺术。巴蜀青铜器的文饰以虎纹和螭（古代传说中没有角的龙）纹为主。
3、大石文化 大石崇拜是蜀人宗教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的崇拜形态，它是祖先崇拜和对祖先生存环境的崇拜相结合而形成的信仰综合体。蜀的大石崇拜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石室即“累石为室”的邛笼。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其实也是模仿石室内建筑的墓穴。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下迁至成都平原后，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不再居石室，但仍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此即古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4、栈道与索桥
①栈道
巴蜀地区出现最早、里程最长是世所公认。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战国策·秦策》）；西汉初年，更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巴蜀栈道分布最密集的是北边的秦蜀古道，而且使用时间特别长。在历代维修的情况下，一直用至明清时期。直到今天，古蜀道上仍可见若干古栈道的遗迹。由都江堰溯岷江而上至映秀湾地段，在江岸崖壁所遗留的成排的古栈道石孔，是距离成都最近的古栈道遗迹。
栈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木栈。这是使用最广的栈道，比较完整的木栈有栈、阁、拦、道、桥等部分组成。所以栈道又称栈阁、栈桥等；其二，石栈。形式较多：与木栈相仿、开凿石梯、崖壁挖凹槽、石木结合等；其三，土栈。在潮湿的森林中或沼泽地带，伐木铺路；在潮湿的森林中将树木砍或锯成等高的树桩，搭上木板通过。开石法主要是烧石法，倘若以草木灰浸泡的水或以醋代水，效果更好。
②索桥
又称绳桥、软桥等。阶段主要是天然藤萝——竹索——铁链。索桥并非巴蜀地区所独创，但使用之多、规模之大，则以古巴蜀为首。茂汶，南朝萧梁时设绳州，就是因为架绳桥出名，技术相当成熟，“虽从风摇动，而往来无惧”。
索桥主要有三种。其一，溜索。有独索、双索等；其二，走行桥。有双索（如江油窦团山索桥）、三索等；其三，多索平铺索桥。如都江堰安澜索桥（50年代尚为竹索，今为钢索）、泸定大渡河索桥等。今天所称的索桥实际上是索桥的成熟品即多索平铺索桥。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四川
一、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年）
自战国中期以来，巴蜀为争夺土地不断发生战争，巴国每当战局不利或发生内乱时，往往求助与秦楚。公元前316年，蜀王出兵攻苴，苴侯出奔到巴，向秦求救。秦王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太子退至逢乡白鹿山（今彭州市西北）蜀亡。随后，张仪、司马错等人又攻灭苴、巴，俘虏巴王。秦灭巴、蜀达到了进一步“富国”、“广地”、“强兵”目的，战略上还形成对楚的侧翼包围，为尔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
二、秦在巴蜀的统治
1、秦统治巴蜀的措施
推行郡县制。“废分封，开郡县”，先后将巴蜀和汉水上游划为三个郡：即巴郡，治江州（重庆江北区）；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蜀郡，治成都。这样，除秦本土外，四川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立郡县的地方，为后来秦处理六过政区提供了经验。
“开巴蜀”，“为民开田”。确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加速巴蜀封建化进程。
迁秦民万家入蜀。移民地点主要在今乐山一带，因为乐山是开明氏在蜀最早的根据地，秦王此举，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军事性。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大大推动了巴蜀地区的发展。
营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十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三城互为犄角，“置盐铁市官”，“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总之，秦措施推进了巴蜀封建化的进程，也为秦以后统一战争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2、李冰治水和都江堰
李冰的治水观。其一、“除害”与“兴利”并举，综合利用水资源。其二、“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其三、便利行事，灵活应变。其四、尊重民俗，团结民众，保证大规模、集体化水利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汉朝在四川的统治
1、汉承秦制及郡的变化
四川地区依就划分为巴、蜀、汉中郡。公元前201年，又分置广汉郡。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开西南夷，又置犍为郡（今宜宾）、沈黎郡（今汉源）、越西（今西昌东南）、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置13部刺史，各督察一州之政事。在四川设益州部，益州从此得名。
2、文翁兴学
①办学方法及特点
文翁兴学，办法有四：一是建立学校，招收各县少年入学；二是提高教师质量，派张叔等人到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和法律政令，学成回蜀任教；三是鼓励学习，入学者免除徭役，学而优者委为郡县官吏。外出巡视选择一部分学生作随从。“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四是重视实践，经常组织学生到郡县办公处参观实习。经文翁倡导，四川学风大兴，渐与齐鲁之学齐名。
②文翁兴学影响
其一，“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
其二，开创新型官学制度，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杜甫赞曰：“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
3、公孙述据蜀（公元25—36年）
四、西南夷的开发
西南夷是指汉代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昌都地区、贵州北部和西部以及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秦统一巴蜀后，虽然四川盆地的汉族在数量上逐渐占了优势，但就整个四川而言，在汉代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有可能多于汉族。关于西南地区各族的分布情况，最早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1、秦修“五尺道”
当时秦始皇下令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弛道，宽50步。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道路险阻，乃修仅宽5尺（约合今3市尺）的道路。“五尺道”由宜宾通往昭通一带，是连接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有利于使节往来、商旅通行。
2、汉设郡县
汉武帝时代置犍为郡（今宜宾）、沈黎郡（今汉源）、越西（今西昌东南）、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等，从此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在汉朝的直接统治统治之下。
3、通往南方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
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西南的先民们就已开发了一条自四川成都至滇池沿岸，经大理、保山、腾冲进入缅甸，远达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是印度的古称）。由于它始于丝织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并以沿途的丝绸商贸著称，因此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也是我国西南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其一，浓郁的商业性。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向四周扩散效应，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其二，独特的地域性。奇险的山川是古道地域性特点之一；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江河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它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民族文化财富和绚丽多彩民俗风情。其三，明显的融合性。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五、汉代文化
1、文学三大家
西汉时，全国有所谓四大文学家，即王、扬、枚、马。而其中除枚乘为临淮郡淮阴县人外，王褒、扬雄、司马相如都是蜀人。
2、道教与四川
四川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古代的道教分丹鼎派（烧汞炼丹）和符录派（咒诀符为主），而符录派的正一道（正一派、五斗米道）才是来源于四川。魏晋以后，正一派逐渐在道教中占主导地位，被视为道教的正统，故有此说。
3、汉画像砖和画像石
汉代有厚葬之风，“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这种情况在当时经济发展居于全国前列的四川特别突出。在这种厚葬之风中，四川的汉墓之中有大量的画像砖和画像石出土。
画像石。河南、山东、四川为三大中心。主要保存在崖墓之中，乐山较多。手法多变，细腻精美，广泛反映了汉代四川的社会生活。
画像砖。嵌在墓壁上作为装饰的工艺砖。少的几方，多的50余方。反映内容远比画像石丰富、细腻、具体。绝大多数为东汉品。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川
一、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治蜀措施主要有：①厉行法治。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诸葛亮执法平等，“心如秤”，“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结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②“取人不限其方”。③发展生产。设锦官、盐铁专卖；派兵丁护卫都江堰等。
评价：“诸葛大名垂宇宙”。克己奉公，士为知己者死的模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政清廉，“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二、李特起义和成汉政权（304—347）
303年，李特战死后，义军统帅大权逐渐归其子李雄。304年，李雄在成都即位，国号“大成”。在位31年，注意休养生息，西蜀地区出现当时北方和南方少有的太平局面。李雄死，其弟李寿夺取政权，改国号“汉”，与前者合称为成汉。“务于奢侈”，待李势即位后，国力衰微。347年，东晋桓温平之。
三、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私家修史的风气盛行，其中最负盛名，而且流传至今的有《三国志》和《华阳国志》。陈寿《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将三国分别叙述。常璩《华阳国志》价值颇高。《华阳国志》是现存地方志中成书最早、保存最完整、史料价值最高的。全书12卷，约11万字，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之云、贵、川以及甘、陕、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其特点是，其一，撰写体例克服历史、地理、人物分离缺陷，再加上每一卷末的“撰曰”。这种三结合并加上评论的格局成为方志编撰的主流。其二，“郡书者……其有如常璩的详审……而能传诸不朽”（刘知几《史通·杂述篇》。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实而不华”，可信程度高。“广访博咨”，充分利用他能见到的大量书籍和官方档案；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长老之言”。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四川
一、唐朝在四川的统治
处于长期安定的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全国前列。在封建社会里，经济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往往是一致的。当时四川成都府人口已增加至80万，比汉代增加了1倍，而唐代全国人口并未超过汉代人口数，这说明四川经济发展超过其他地区，时称“扬一益二”。
二、前蜀和后蜀
1、前蜀（907—925）
王建，许州舞阳（今河南省许昌）人。他年轻时本是个无赖，里人称其“贼王八”。后来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受朝廷赏识。901年，唐僖宗封他为平西王，后改封蜀王。907年，朱全忠（朱温）建梁。王建随即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王建在位12年（907—918），其政绩“前视刘备，可以无愧”。王衍即位后，“土木之工，穷极奢巧”，常作“长夜之饮”。925年，王衍投降后唐。
2、后蜀（934—964）
孟知祥任西川节度使后逐渐成割据之势。934年，孟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称帝半年后死去。其子孟昶统治早期注意休养生息，巴蜀一度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安定繁荣的地区。晚期极度奢侈，成都城上遍植芙蓉，成都从此有“芙蓉城”之称。964年投降北宋。
三、文化
1、唐诗
代表人物有陈子昂、李白、杜甫、薛涛等。
2、西蜀花间词派
《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18家共500首词。因其作者大多是蜀人(或在蜀任官，或在蜀生活)，词风近似，故史称“花间词派”，作者亦被称为“花间词人”。多描写悲欢离恨，离愁别绪；创作风格偏于阴柔之美，后人往往病其“儿女之情多，风云之气少”。温庭筠和韦庄为“花间”作家群的领袖人物，以“温韦”并称。花间词规范了“词”的文学体裁和美学特征，最终确立了“词”的文学地位，并对宋元明清词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四川
一、宋代的四川
1、川陕四路的设立
赵匡胤制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集中力量打击南方较弱的割据政权，利用南方富庶的经济统一全国。964年，剑门一战，蜀军溃退。平蜀后，宋分四川地区为益州路、梓州路（潼川）、利州路（广元）、夔州路（奉节）。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这四路为“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四川之名概源于此。
2、南宋时期的川陕保卫战和抗蒙战争
南宋时，四川地位比较特殊。因金与蒙古的疆域基本上把四川与中央隔离，宋廷不得不给予四川较大的自主权，如允许四川政府独自取士，称为“类省试”。金蒙攻宋首击四川，以期对江南形成席卷之势，因而四川在南宋时期成为抗金和抗蒙的重要战场。
3、宋代四川的经济
人口迅速发展。北宋后期四川的人口已达1000万，南宋前期达1300万。这一人口，不但超过以前的汉唐，也超过了以后的元明和清初。
持续发展的农业。A从宋代开始，都江堰建立了严格的岁修制度，维修不合格，主管官吏要受处罚；B土地开发利用率大大提高，“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宋史·地理志》），梯田开始普遍发展起来；C宋代四川是茶叶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产量一度占全国60%。宋在四川还设置茶马司，用茶叶换取吐蕃战马。
手工业高度发达。A创造开凿卓筒小井的新工艺。促使四川井盐业迅速发展，从而一改过去“蜀麻吴盐自通”的局面，变为“蜀食井盐”并逐步自给有余。B四川成为全国冰糖中心。冰糖在宋代叫糖霜，当时我国出产糖霜只有福唐（福州）、四明（宁波）、番禺（广州）、广汉、遂宁五地，“独遂宁为冠”。C“谢公笺”。仿薛涛笺，更加绚丽多姿。
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二、元朝在四川的统治
1、概况
1279年初，钓鱼城陷落，宣告元朝平定四川战争的结束。元推行行省制度，元朝分全国为11行省，四川是其中一个。元朝统治时间不长，从1279年完全平定四川到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国，共83年，政局比较稳定。元朝的成都依然是西南最繁盛的都市。
宋以后的四川，在政治、军事上地位有所下降。因为：其一，我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至东北方；其二，宋以后，东南经济发展很快，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成为有名的经济区。漕运、海运的发展，使北京供应很便捷。
2、明玉珍入川与大夏国
1363年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纪年天统，都重庆。后遣使与朱元璋(即明太祖朱元璋)通好。1366年夏明玉珍病故，年仅36岁。明玉珍死后，太子明昇继位，年幼，内斗激烈，力量大消。朱元璋立国称帝，明昇曾奉表祝贺。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提出借道收复云南，明昇自然不能同意。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大将汤和率军攻重庆，另一将傅友德由陕入蜀攻成都，两下夹攻，明昇投降。
三、宋元时期的四川文化
宋是四川文化兴盛时期，有两宋“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之称。
书院兴盛。如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蒲江大鹤山创办的鹤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比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8万卷还多。
宋代四川史家林立，著述众多，尤以当代史的著述较多，为两宋历史保存了丰富的史籍。著名的宋人三部私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出自蜀中史家之手。
唐慎微的《经史证类急备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药典，正文与图经相合，每药之后附入制药方法和古今单方，给学习者许多方便。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是以此书为底本增补考证而成的。
全国石刻在安史之乱后渐趋衰落，惟独宋元时四川进入它的极盛时期。在四川东南沱、涪的潼南、大足和安岳等，都是四川的石刻之乡，尤以大足石刻最为有名。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四川
一、明朝在四川的统治
为了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先后将其子（24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世袭为王。1378年，朱元璋把第11子朱椿封为蜀王（原成都皇城即蜀王宫之地）。当时各藩王大多扩张护卫、操练士卒，甚至以武力谋反，而朱椿“独以礼教守西陲”，又注意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在他的治理下，四川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史称“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并使“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朱椿于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去世，享寿54岁，谥为献，文献上因此称他为蜀献王。所著有《献园集》。蜀王家族是明朝宗室24藩系中较著名和优秀的一支。历任蜀王都节俭守法，好学能文。明孝宗曾称赞说：诸藩中，唯蜀多贤王。并下诏以朱椿所定的家范作为整个明宗室的家法。历代蜀王中，朱椿之外又以蜀成王朱让栩最贤明。他尊好儒雅，不近声妓女乐，又创设义学，兴修水利，振济灾荒，对四川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京师沦陷后不久，张献忠攻陷成都。最后一任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宗族成员被杀殆尽。
二、大西政权在四川
大西政权（1644—1646）在四川存在近2年时间。许多史书都有张献忠屠四川之说，且影响极深。实际上，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①张献忠的杀人扩大化；②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明朝与少数明朝的战争所造成的伤亡破坏、明清官兵和地方武装的烧杀抢掠和对农民军的镇压、清军与明军之间杀戮、三藩之乱；③天灾频仍，瘟疫流行。
三、湖广填四川
清初成都少人烟，省会只能临时设于阆中。康熙２4年，全川的人口仍只有９万余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核心的“湖广填四川”移动运动使成都又从残破凋零走向了热闹繁华。由于此次移民入川以湖北、湖南籍（当时湖北、湖南合称湖广省）人士最多，故民间称为“湖广填四川”。其余还有陕西、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多个省份。
“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政府再次颁行移民政策，明确宣布：入川移民准落籍，可应科举，所垦田亩永为己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成丁者另增加四亩，每户给银二十两，充生产生活资金。这些政策对饱尝战乱之苦、家园残破、生活难济的农民和贫民，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如此优厚条件下的招引下，移民蜂涌上川。北邻秦民，东邻楚民，甚至隔省相望的赣、粤、闽人，纷纷自发上路，很快形成移民填川热潮。 总体看清代的移民主要是政府政策引导下的自发移民。
“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主要影响：①促进四川经济复苏；②四川文化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四、明清时期的四川文化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明朝著名文学家。36岁谪居云南至死。如果说诸葛亮是开发云南的经济功臣之一，那么，杨慎则是开发云南的文化功臣之一。撰书籍以述当地人文、风俗、地理、历史，被称道是“云南旷古无述，述自今始。”足见杨慎在云南民族文化史上地位崇高。新都桂湖是今杨慎主要纪念地。
唐甄（1630—1704年，字铸万，号圃亭，达州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著作主要有《潜书》。唐甄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和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清代四川三才子。其一，李调元（1734—1802年，字鹤洲，号童山，罗江人）。积心力终成巨著《函海》。此丛书收150种以上有关巴蜀的著作，是一本奇闻杂著，记录了李调元平素收罗的历代蜀人著述之罕传秘籍奇闻，是研究巴蜀文化之重要参考。李调元一生多才多艺，一生著述多达50余种，涉及经、史、音韵、文字、方言、地理、风俗以及诗、词、曲等各个方面，堪称全才。其诗作有《童山诗集》等。其二，张船山（1764—1814年，名问陶，字仲冶，号船山，遂宁人）。张船山少年时就崭露才华，被喻为“青莲再世”。他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颇深，诗名满天下，被誉为“蜀中诗人之冠”。张船山诗名满天下，是略晚于清代性灵派鼻祖袁枚的性灵派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一生诗作约4000首，现存3000余首。有《船山诗草》二十卷及《船山诗草补遗》六卷。张船山的书画也极有名，书画手迹省、市博物馆都有收藏。其三，彭端淑（1699—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丹棱人）。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内心逐渐滋生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思想日甚。终由广东辞官归蜀。其后，彭端淑在成都锦江书院担任主讲，“锦江栖迟二十年”直到去世。
第八章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四川
一、石达开在四川（1861—1863）
1857年6月，在京辅政的石达开因受排挤猜忌，被迫出走。长期流动作战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为开创新局面，石达开远征四川，1863年于大渡河南岸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全军覆没。
二、甲午战争后四川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与四川的救亡斗争
列强在重庆开埠、设领、租地是四川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列强把重庆作为侵略四川的据点，势力迅速渗透。1895年发生“成都教案”，四川各地纷纷响应。
维新运动兴起后，“新学”在四川流行。戊戌六君子中有两个四川人：杨锐(1857—1898年、，字退之，绵竹人)、刘光第（1861—1898年，富顺人）。
20世纪初中国青年学子留学日本盛行一时，相望于道。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达二、三千人”。他们最初大多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的愿望出外留学的，大多勤奋好学。现实的政治风云使学子很快面临政治道路的选择：改良或革命。四川留日学生迅速发生分化，如蒲殿俊等与梁启超接触继续改良；更多人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重庆巴县人）。其《革命军》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章炳麟为之作序。《革命军》一问世，便风行海内外，成为当时“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鲁迅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邹容于1905年4月3日卒于上海租界狱中，年仅20岁。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署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保路运动到武装大起义。保路运动经历了“文明争路”——罢市罢课，抗捐抗税——武装大起义等阶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孙中山认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三、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生涯中，不仅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戊戌变法中死难的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著名的经学家廖平、炸死宗社党党首良弼迫使清帝退位的民国大将军彭家珍、清代四川地区唯一一名状元、曾任京师大学堂副监督的骆成骧，保路运动领袖人物罗纶、蒲殿俊，革命家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等。
第九章 民国时期的四川
一、四川军阀混战（1917—1934）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支势力。到1931年，四川军阀主要分成两大派系：一是以刘湘为首的四川速成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主要成员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瓒绪、王陵基等；二是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保定学堂），主要成员有邓锡侯、田颂尧等。这两大集团分别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对峙。1932年10月二刘大战爆发。它是四川军阀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混战。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1933年，刘湘成为四川王。刘文辉退居西康雅安。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12—1935.4）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会议上讲话时称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1935年4月，张国焘自动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转而进行长征。6月，与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
三、蒋介石图川
蒋介石图川措施主要有：①利用局势强迫刘湘东下。由于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无能为力，蒋介石迫使刘湘东下南京乞援。②参谋团进驻重庆。在参谋团要求川军服从命令的同时，康泽率领别动队深人重庆等四川腹地，着手控制川军。表面上看是“援川、助刘、剿共”，实际上是“消灭赤匪、控制四川、打击刘湘”。③整肃军队和财政，四川进一步“中央化”。④设立重庆行营。其法律地位在四川省政府之上，专管川、康、滇、黔四省军事、政治、经济。通过以上措施，蒋介石基本成功地控制了四川。
四、大后方（1938—1945）
抗战八年中，川军将士分别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浙赣会战、滇缅战役等十几个大型会战，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川军共战亡263,991人，伤365,269人，失踪26,025人，共64万余人。
抗战八年中，未被日寇侵占的省份，到最后只剩下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西康8省。四川为保存国家经济实力、文化精华等方面贡献巨大。除了延安为抗日的中心外，全国精英几乎都来到四川，为抗日救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川的解放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50万大军进军西南。11月30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国民党将领郭汝瑰、罗广文等纷纷起义。北线解放军12月21日解放绵阳后直逼成都。12月23日，胡宗南飞逃海南岛。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再次飞到尚未解放的西昌，负隅顽抗。1950年3月27日解放西昌，胡宗南再次飞逃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