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盆地的自然形态 成都平原人们又称之为“川西平原”座落在龙门山前，远古成都平原属于凹陷盆地底部。“成都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夹于龙门山与龙泉山之间,盆地中充填了3.6Ma以来的大邑砾岩、雅安砾石层和晚更新世-全新世砾石层,其物源均来源于盆地西侧的龙门山,具横向水系和单向充填的特征。”[1]海拔约600米低于四川盆地内65成都盆地位于龙泉山以西龙门山以东，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降。 “盆地底部海拔多数在250～700米，地势东南倾”[2]。2000多年前构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自流灌溉范围几乎惠及整个平原。该地区为四川省境内最肥沃土壤和农业耕作区。
封闭的成都平原与砂夹卵石来源 在成都平原地下存在大量的自然夹砂卵石，这是第4纪冰川时代从西部、西北部深山峡谷里奔泻出的冰川泥石流和其它江大小河流带来的堆积物。出山后由于水面开阔，流速减缓,大量泥砂和卵石形成堆积。山洪的不断泛滥和古河道出水对山前成都凹地的肆意冲击，开阔的水面下深厚的充填物被不断的搅动移位，由于受到东面龙泉山，南面牧马山丘陵高地的阻挡，大量的泥砂和卵石堆积在成都凹地，这些充填层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冲积性平原基础。成都平原土层的下面蕴藏了大量砂夹卵石来源，是冰川和水由青藏高原东缘搬运而至，它最初由“大量松散的固体物质在构造破碎、地震活动、风化剥蚀或冰川活动强烈的沟谷流域内往往提供了大量砂砾等碎屑物质，又经过崩塌、滑坡等块体运动，进入沟槽，为泥石流的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3]（56页）。另外由于“四川盆地在距今1.4亿年以前，还是内陆湖盆。至6.6千万年时，盆地边缘山地迅速隆升，长江中上游水系开始沟通”[4]。成都盆地属四川盆地的组成部分，属内陆湖盆区。因此山石碎屑进入该地区后也不断受到洪水的冲刷、搅动、碰撞、最终形成沙夹卵石。在距今2、3百万年的第4纪盆地西面、西北面山地发育的大量山石沉积物由冰川、泥石流、流水等携带堆积在西部的成都凹陷区内，最终抬升了盆地底部。后来由于长期的溯源侵蚀与江河袭夺与地壳运动形成盆地东部边岸再造，地质相对疏松薄弱的地段出现豁口，导致成都湖盆内水自然排泄，盆地底部慢慢抬现陆地。在成都盆地凹陷区这个深厚的冲积层中，主要是由二元相砾石层构成。砾石经过长时间的水与自然力的长途搬运，而形成大小不等的砂夹卵石。成都盆地虽说是由冰川、泥石流、流水等携带大量堆积充填层形成平原雏形，但平原的出现，仍是由于后来人类生产开发活动的参与，才致使大量湖水退出盆地，成都凹地最终形成了平原。成都平原独特的地下深厚砂夹卵石层的来源，有的学者认为“成都盆地主要有两个物源区，其中成都盆地南部的都江堰街子场、崇州白塔山、大邑白岩沟、大邑氮肥厂、彭州丁家湾、彭州葛仙山等剖面中的砾石层在碎屑成分、重矿物和花岗岩砾石的地球化学成分等方面相似,应为古岷江的产物,而其与现代岷江在砾岩成分和重矿物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性则表明古岷江可能存在改道的现象;成都盆地南部的庙坡剖面和熊坡东剖面中的砾石层在碎屑成分、重矿物和花岗岩砾石的地球化学成分等方面相似,应为古青衣江的产物,但其流向却与现代青衣江的流向不同,表明熊坡背斜是在大邑砾岩沉积之后隆起的,它的隆起迫使古青衣江改道”[5]。从种种迹象表明，成都凹地充填物的来源为龙门山西部、西北部青藏高原东缘深山峡谷的山石碎屑。
古河道出口遗址与原始文明通道 在成都平原西部、西北部靠龙门山中部边缘一线，有许多暴露在地面的砾岩。在实地调查中，我们看到从都江堰市的蒲阳镇八角、石槽沟往北经向俄乡的洗脚沟绵延到彭州的磁峰镇，桂花镇丰乐等地其间长约十余公里长的距离间，间断地，呈梳状地分布着许多长度不等终端通向平原的砾岩地带。如在隆起的石槽沟二峨眉梁子的山顶上和沟槽两旁的砾岩地带，说明了这地方曾经是古岷江流域水道的一处小支流出口。由此推导，散布在龙门山中段地区的许多沟谷中的砾岩都曾和古岷江流域河道主干与支流有关，这些砾岩应该是古岷江流域不同时期的古河道流域遗址。四川5.12大地震4个月后由于道路的局限，我们有又限的调查走访了龙门山中段部分地区的砾岩分布状况。如：崇州西山地区、都江堰市青城后山、浦阳镇花溪；彭州礠峰、桂花、白水河、白鹿河；什邡洛水两河口；绵竹遵道张家口、蔡家山、九龙砂坝、汉旺云雾寺。除了彭州白水河、白鹿河暂时没发现地面裸露面的砾岩，在其它地区地面都有大量砾岩存在。这里也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在若干年前成都凹陷地区被大量来自遥远深山峡谷的砾石所充填，古岷江流域河道等正是这些砾石的一个及其重要的输送带。在成都凹地形成平原的过程中，当凹地某处被充填物填满后阻塞或流域被地球内力作用的地壳隆起堵塞，迫使古岷江流域河道河曲摆动改道。存留在古河道中的砾石由于经过长时期来自地球内部的常温或非常温的地热作用和充填物自重压力与钙化物胶结，加之扬子准地台与印支地块间位置移动的挤压和等作用，最终板结成砾岩。原本沉淀在凹陷区内的砾岩被活跃的地壳运动升到地面，形成了成都盆地西部边缘龙门山脉中部由西南向东北绵延百余里间断续出现的砾岩性山峦或沟槽，它们的末端都伸向与成都盆地。这些砾岩是古岷江流域河道与存在的重要证据。而这些不同时期的古河道出口遗址，后来又往往成为来自岷江上游同一种文明（古氐羌文明）而不同时期，不同分支文明而通向成都平原的移民通道出口，是古蜀成都平原地区移民文化来源的重要通道。可见居住成都平原的古蜀族人，是由远古氐羌民族不同支系顺着岷江流域河谷经历了长途迁徙，翻越崇山峻岭到达龙门山脉盆地边缘后，最终进入山外的冲积平原。三大地理环境变迁。世代迁徙的历史在他们本民族的传说、神话与宗教崇拜中自然留下深刻的迁徙文化痕迹。
成都盆地的黑土层的形成与早期的农牧业开发 成都平原为冲积平原，这里的沉积地层是典型的冲积成因类型，具有二元结构的特征。二元结构在冲积成因的过程中，由于体轻物质的上浮，形成了有利于土生成与农业生产的地质分层。成都盆地地下凹陷区内的土层应为充填物细砂与腐殖质熟化后形成的土层。当成都凹陷区内，大量充填物长期的被水浸泡，物质质重的部分下沉，质量轻的部分向上飘浮，经过水的长期作用与分离，从而形成成都平原当前地质分层状态，即粗砂夹卵石、细砂、悬浮层。由于长时期微生物和氮氧的作用以及人类生产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成都平原地表部分的填充物经人类劳动熟化后成为黑色土。土的黑色深浅一般与腐殖质含量相关，黑色一般是肥力高的标志。B.P.威廉斯提出的“土壤形成过程是生物小循环和地质大循环的对立统一过程。而生物因素和生物小循环起主导作用，同时指出土壤的本质特征是土壤的肥力”[6]（4页）。成都平原黑土层，标志着成都平原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
在对成都平原部分地区的地质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二元结构堆积物的存在。如，新都弥牟镇温家寨302钢厂炼钢车间基坑，情况分两类，a、深5米，黑土层3——4米，以下为砂夹卵石；b、深5米，从地面到底均为黑土夹卵石。又，成都五块石北街云景豪庭公寓基坑，深17米，黑土层4——5米，以下为砂夹卵石17米以下为坚硬砂砾岩层。又，成都华阳领峰客户中心基坑，深9米，黑土层2——3米，其下纯青细砂层2米，又4米左右砂夹卵石层9米以下为坚硬的岩层。又，都江堰石马一组建桥基坑，深4米，从上往下：黑土层（耕土）60——80公分，黄土层一米左右，其下为砂夹石层。在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龙泉山脚下的西南坡面有土壤存在。这一地区的土壤生成有着土自身发育生长特性，而和广大的平原地区土层的形成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对龙泉山脚下的成都砂河堡原三圣乡花果一组，四川师范大学北大门300米处的原生土层进行调查时发现：在距一条东西走向，长300余米深4米左右的基坑中，西头的土质上面1米左右的黑黄色的耕作、扰乱层，下层为生黄色土层，层厚约2－3米间不等，在生黄色土层中可见一缕一缕的长约1.5——0.5米间，长短不齐、大小不一，条状黑色土不规则的倒楔在该层土壤中，由于色彩的差异，使两者间的色差区分十分明显。这多半是膨胀性粘土移位时形成缝隙，后又长期被水浸泡的原因。几百米以外的东头，则是属褐红色砂岩的强风化层和中风化层，东、西两端的关系是：土壤生成的时间进度不同。“土壤形成开始于有有机体生长的陆地表面岩石风化物上，这些有机体在生命活动中，进一步分解了岩石别并从中吸收和集中必须的矿物养料，同时使陆地表层富有植物营养元素和岩石所没有的含氮有机化合物，所以土壤与岩石有本质的区别”[7]（14页）。土壤的形成按照这一规律生成后，那些倒楔在红、黄色土壤层中的不规则的长条形黑色土的形成，是由于该地地处龙泉山边缘，土质属膨胀性粘土，黑色土形成是膨胀性粘土的膨胀、滑裂，由水把富有植物营养元素和含氮有机化合物，带到了黄色土壤层的裂隙中而形成不规则的长条形黑色土。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成都平原有长期被水浸泡的历史事实。以上调查因条件的限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我们从第一手调查资料，并有位置选择的调查结果。它反映了成都平原地质结构的基本状况，即其上部为细腻的腐殖质积淀层，其下为细砂层，再下为孔隙度大,涵水效能好的砂夹卵石层，数十米以下为板结的砾岩层。在成都市五块石北路云景豪庭，在低于地表17米的基坑内冲积堆积物——板结的砂夹卵石块状物的取样分析，较为松散的状态决定了它板结形成的时间上限不会超过1万年，这也证明几千年前这里还处于一个大水坑状态。可见成都平原土层的生成，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水和有机物的作用。泥石流与水搬运来能形成土的物质，如成土、细砂和有机物等，水的冲刷、搅动、漂浮等作用，把轻的物质留在了堆积层的上面，重的物质留在了下层，有机物改善了上层堆积物的质量，下层形成了砂夹卵石层。砂夹卵石层和坚硬的砾岩与岩基一起构成的地下水涵养层，从而形成了一套自然、完美的农业土质结构后，又经过巴蜀先民数千年的深耕细作,和对水的治理，使成都平原地表层形成了肥力很高，肥效不亚于天然黑钙土的腐殖质与细砂熟化后的积淀层，这就是今天号称“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黑色沃土。
成都平原古蜀的移民文化雏形及其影响 成都平原最初的形成雏形，为后来古氐羌移民提供了自然环境条件，古蜀文化的雏形，来自远古移民。远古移民的族属关系，决定了古蜀的文化类型。从目前发现众多的地面、地下历史资料证明，古蜀文化的雏形的来源应属古氐羌文明。在近年的考古中，人们在龙门山中段地区发现了古人类的活动遗址。在彭州五龙洞遗址中，遗址内有一块平台，平台上有两个长方形大坑，大坑下面排列着40余个几何图形小坑；并在洞内发现了古人类用来取火的砾石、砸东西的花岗石及烧过的炭核。经专家推测，那些石头是新石器时期的石头，而不是本地石头，洞后的天坑与相邻的大崖窝遗址崖壁上还刻有神秘的古蜀图语。在什邡转经楼发现远古人类头颅和比较粗糙几件石器。可见在万年前古蜀人先民仍生活在盆地边缘的高山上。他们祖先的文化类型，我们是否能通过崖壁上神秘的古蜀图语找到答案。当他们数千年后从边缘的山区下到平原后，他们面临的一定是一大片湿地和不断发生的洪水。水，是古蜀人的难题，也是古蜀先民赖以生活的重要自然物质条件与社会精神生活的反映主题。从众多的被发掘遗址与出土文物中，我们看到了这点：从古遗址被淹和不断搬迁中，我们不仅看到水的破坏作用；从广汉三星堆与成都平原一带出土的玉石器、青铜器中，也可以看到水，对古蜀先民的文化雏形产生的深刻影响。
“蜀之为国，肇於人皇”[8]（113页），很多文明遗迹表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主流，其源於岷江上游及青藏高原古羌地区。蚕樷氏立蜀为国，自为蜀王，史载蚕樷氏人“纵目”。《蜀王本记》载，“蚕丛姓居岷山石室中”[9]（397页）。蚕樷氏祖先主要活动在成都西北的岷江上游山区。“蜀地始称王者，兴起于蚕陵山（今岷江上游茂县北迭溪海边），这蚕丛地名象刻石古碑，成为历史见证，数千年来沿袭命称在岷江上游。至今叠溪地震湖畔还留下‘蚕陵县’、‘蚕丛重镇’等昔时城址的残碑······由此可见蜀族先民来自岷江上游是可信无疑的”[10]（19页）。“蚕丛重镇”古碑至今残留在茂县北迭溪海畔。关于蚕丛氏的民族属性，任乃强先生在《蚕樷考》一文中“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於康、青、藏大草原者”[11]（222页）。又“氐者，居於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砂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於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巂之白狼皆称曰氐。蚕樷，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樷之族迁蜀，尔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樷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12]（222页）。“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於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自蚕丛到鱼凫有至少千年之间，于湔水、湔山进行鱼猎垦牧。“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王曰望帝”[13] (397页)。从古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传说中有关古蜀蚕樷族、鱼凫族和杜宇族等古蜀先民的移民痕迹。“远古社会的历史是漫长的。当时甘青地区和岷江上游的人类，尚处于人类发展的童年”[14]（36页）。远古蜀氐羌人生活环境，从遥远苍茫的崇山峻岭到庞大的蜀湖边缘最后进入湿地的变化，时间的磨难与生活习性和心理的演变，当这一地区移民最终演变为平原居民后，许多由远古传说与猜想演绎出的古蜀先民的有关神话与图腾同现实链接起来的这一地区文化现象也随之发生。古蜀氐羌人原始神话的来源应始於原始先民世代生活中的传说，长时期的原始神话传说最终升华形成原始宗教崇拜，由原始宗教崇拜进一步为原始宗教的精神，从而奠定了初期社会精神文化基础。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上，古蜀氐羌人希望通过对宗教崇拜祭祀物的虔诚祭祀达到惠己的目的，如对大山、大石、大树对祖先、以及蚕、鸟等的宗教崇拜，无一例外是希望它们能显示神力，帮助他们达到自己力所不能企及的目的；或者实现某种更大、更遥远的目标。如先民对大山、神山的崇拜，莫不因诸山为鬼神灵气集聚与藏珍纳宝之处。在原始社会，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常常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原始宗教起源于原始社会阶段。由于当时人类生产力低下，对自然软弱无力，因而产生对超自然力的神秘感，并幻想借助于超自然力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这就形成最初的原始宗教”[15] (15页) 。古蜀人对大石原始崇拜源于它们对大山的崇拜，在他们祖祖辈辈长期生活的莽莽大山中对高山的仰望与崇拜早已融入先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从《山海经》记载中可窥见一斑。《山海经》中以大山、神山为冢。《禹贡》“嶓冢导漾”。《山海经·南山经》“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16] (1页)。又“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痉，糈用稌米，一壁，稻米、白营为席”[17]（9页）。“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其陽多赤铜，其隂多石涅，其獣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见则天下安宁。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其陽多黄金，其隂多铁。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18]（40页）。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人类先祖、神灵的大山《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渊，其中有九凝山，舜之所葬，在长砂零陵界中”[19]（521页）。也有記古氐羌先祖“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20]（525页）。《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目前发现成书最早的一部集传说、神话、历史、地理为一体的典籍，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典籍，无论它记载事物的真实性怎样，但从它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远古华夏大地的文化因子。在《山海经》中还有很多与古蜀相关的记叙，从这些记叙的文化因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蜀先民神化大山、崇尚大山的基本缘由。古蜀人对大山的崇拜就带有地域宗教的意义，如在《华阳国志》引“《河图括地相》曰：‘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緯书《河图括地相》设为岷山为天上井络之说，以神话江源。意谓天井水随络汲取，注于下地，以润梁、荆、扬州，为民建福利，帝運能会昌期也”[21]（113页）。“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22]（118页）。古蜀人对大树的崇拜我们从三星堆大青铜树；金砂遗址中残存的巨大乌木树；甚至从稍晚的商业街遗址的巨木船棺上，都可以看到“建木”“扶桑”“ 若木”，这些通天的“生命之树”、“太阳之树”的宗教精神影子。古蜀先民从高山下到多水的盆地，捕鱼业的发展自然使古蜀人和鱼与鱼凫结下难了之缘；洪水又使他们恐惧。由于鸟能躲避洪水与预报太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古蜀人对鸟的崇拜也顺理成章了。我们今天能看到古蜀时期留下众多的鸟型器物中，看到的鸟图腾与宗教崇拜精神，古氐羌人最早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此时期文化由雏形走向成熟。其后这一地区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与生产技术，扩展北到陕西武都、褒斜；南到云南昭通、大理后，这标志着古蜀文明达到了高峰。至于后来开明王朝对成都平原的统治，又标志着古蜀文明的残存与另一支文明嫁接后，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古巴蜀文明。
成都平原的地理形态是封闭的，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都地区远古居民移民文化的价值取向。但从成都平原整体的文化基础上看，从古到今都无不具有移民文化的特质。可见成都平原古蜀移民文化对后世的移民文化影响，其意义是及其深远的。当今成都平原文化，并非是人们常言的盆地封闭文化，反之是开放的、包纳百川的移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