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特征。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主要以乌木历史事件为特征。乌木历史事件主要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和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船棺群为代表的船棺文化，他们以乌木模式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具有浓厚神奇的乌木文化氛围。
青铜神树（同时出生的还有几棵残断的青铜神树）诞生在商殷时期的武丁时代，它承载了两组文化信息，一组以“鸟、三枝、三层、火轮、树”等构件的乌木文化信息，一组以“悬龙、刀、剑”为构件的龙文化信息，构件各执于树干之周围，组合成视觉冲击强烈，文化信息深厚博大，情志色彩沉稳忧患的青铜作品。无疑，青铜神树信息记载了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乌木文化的传承持续到了青铜神树诞生的时代。
“龙”是以黄帝为系统的北方文化集团的图腾，“刀、剑”是战争的象征。武丁时代，武丁发动了同历史相比，规模巨大的战争，“悬龙生刀剑”的信息；即是对武丁时代战争的真实记录。青铜神树两组信息都有独立的历史背景，表达了乌木文化集团与龙文化集团之间，治理社会不同的政治主张。乌木文化集团对龙文化集团采用战争手段进行了坚决的反对。由此，说明乌木思想在夏朝和商朝武丁之间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行为主导作用。青铜神树作为武丁时期乌木文化艺术的时代杰作，亦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丰碑，透示出乌木思想在当时社会艺术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从商朝到西周，乌木神话还在继续，玄鸟生商，巨鸟救后稷，意在传说商朝和西周都是三白乌的后代。事实上也是如此，夏、商、西周的兴盛衰亡都跟“大众共存、获取光明与自由”的乌木思想存在直接关系，王者爱民则国兴；王者欺民，则国衰；王者弃民，则国亡。
船棺文化出现在春秋时代初期，至汉朝初期，共五百余年的时间，主要活动范围在巴蜀地区，是乌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代表。船棺文化对中国后世殡葬文化的影响巨大，黑（乌）色船型棺具，是船棺形式的发展，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至今，即为一大例证。船棺文化的本质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诸侯争霸，列国争雄，诸子百家文化茂生的悲世局面。中国大地悲患四起，乌木文化集团的理想和抱负失去了生存环境，那些热爱大众共存，愤恨时代凄凉的子民们，在极端痛苦的命运挣扎中，孕育了“生不得志，死而宿愿”的信仰，创造了以乌木神话时代为精神导师，以先民的遗志为召唤，以行走天下的船木为葬棺，安置灵魂的殡葬文化，成为世界殡葬史上的奇观。船棺文化体现了乌木思想，在历史环境大变动的悲惨状态下，对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有力地证实了乌木文化群体信仰，在群体灵魂祭拜大众光明文化的山峰上，为中华民族树造了一座乌木灵魂之塔。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走到“大众共存”最为艰难的时期，它严重违背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与“乌木王国”的理想世界格格不入，没有夏、商、西周以民为德，中央集权的光明大器。以东周的建立为转折点，乌木思想急剧衰退，一直到汉朝，诸子百家文化无首——这是一个人祸黑暗压倒光明的时代，船棺文化尤如乌木的灵魂，在被魔鬼吞食的搏斗中留下的一点灵光，却明亮的可以穿透历史，照耀未来。
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特征。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主要以乌木文化艺术为特征。乌木文化艺术主要以成都出土的汉代文物摇钱树，和金乌画像砖为代表，他们散发的洋洋喜气，尽致地表达了盛世汉朝的辉煌成就，摇钱树运用树模式的艺术形象，同历史上青铜神树、船棺文化托载各个时代的重要社会事件一样，源于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翔天飞舞的金乌画像砖，同十日神话、玄鸟生商、巨鸟救后稷一样，源于乌木神话时代三白乌、三足乌。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承担了同历史环境相应的使命，成就了不同环境的历史，共同选择的精神领袖。汉朝，以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管理的太平盛世，代替了一个结束诸侯争霸的混战历史，统一全国后，又迅速瓦解的秦朝，其乌木文化艺术的喜庆同船棺文化的悲沉相比，证实了汉朝在政治、军事、教育、道德、经济、艺术、民俗等多方面，主张“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大众共存世界，仍然应用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并同先道后儒的文化模式一起，为汉朝的兴盛作出了贡献。退出历史舞台五百多年的乌木思想在汉朝得以复兴。
中国二千多年来，道儒佛为主流的文化格局，起始于汉朝。道儒佛文化都在宇宙、自然万物、国家、社会、人性、哲学、医学等多方面，各自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系统成就，却都运行在乌木思想的宏观世界里，以各自不同的本源主张学说，去实践乌木思想的旨趣，成为乌木思想宏观机理的受益者。
道文化以大道为本源，主张大众运用自然法则，修无为，以道家学说立世，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
儒文化以天、地、人为本源，主张大众运用和谐辩证法则，修有为，以儒家学说立世，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
佛文化以人心为本源，主张大众运用清净轮回法则，修无为，以佛家学说立世，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
乌木文化的出现，以创世文明的形态早于道、儒文化四千年以上的时间，都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都对中国历史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主导性。汉朝之前的道儒文化雏形已经产生，以禹、汤、文武、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小康社会”，即是儒文化的雏形社会原态，又是道家文化的温床，同是乌木文化成功的典范。春秋时代集大成的道、儒文化领袖人物老子和孔子，为了解决现实矛盾，拯救天下大众的痛苦，鉴古证今 ，各自总结出一套大众共存，天下太平的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可见，道、儒、学说的目的同乌木文化一样，都在创造乌木思想的现实世界。因此，汉朝之前的乌木文化应是道儒文化的雏形，道儒文化模式应是乌木文化模式的新版本，即道儒文化本身就是乌木文化的延续发展。至于佛文化，基于其对大众情志心理的特殊功能，在适应中国道、儒文化对大众情志心理不能承担的责任，因而实现了同道儒文化一道，服务中华大众的愿望，显示出乌木思想的兼容特性。
汉朝时期，以道、儒、佛文化作为乌木文化的新面貌，向纵深发展至今，标志着中华文化经历了，从人文启蒙主义到人文生态主义，再到人文形学主义的历史进程。
